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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17年03月23日 点击数: 字号:

(一)十大元帅故事

十大元帅,指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十位军事家。他们分别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元帅军衔及授予勋章典礼,毛泽东主席颁发命令状,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元帅”由此确立。

人物介绍

朱德(1886-1976)

朱德,1886年12月1日生,字玉阶。四川仪陇人。

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1913年后在滇军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曾参加护国运动、护法运动。1922年赴德国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到苏联学习军事,次年回国。1927年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1928年参与领导湘南起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同年4月,率起义军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930年起,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春和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严正批判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坚决拥护和支持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长征途中,对张国焘的分裂红军和叛党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转战晋察冀鲁豫等省,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1940年冬,提出“南泥湾政策”,对发展大生产运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三大战役,随后又和毛泽东一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为推翻国民党统治,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11月至1955年5月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是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八届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59年4月起任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彭德怀(1898-1974)

彭德怀,原名彭得华,湖南湘潭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16年进入湖南湘军当兵。1922年考入湖南军官讲武堂,1923年毕业,任湘军连长。1926年任营长,不久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冬任代理团长。1928年1月任团长。同年4月,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毅然选择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与滕代远、黄公略率部发动平江起义,成立红军第五军,任军长。11月率领红五军主力赴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师。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留在井冈山坚持斗争。1930年6月任红三军团总指挥。 1931年11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参与指挥了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在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屡建功勋。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0月率部参加长征。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9月任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参与指挥了直罗镇战役。1936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任抗日先锋军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指挥了东征和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协助朱德指挥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1940年秋,在华北组织发动百团大战,使日本侵略军受到沉重打击。1942年8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1943年9月回延安,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华北敌后抗战。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后编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放弃延安后,指挥3万部队在陕北与敌23万人周旋作战,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在战略决战阶段,率部解放了西北五省。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1950年10月,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经过著名的五次战役,粉碎了联合国军对朝鲜北部的进攻,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1952年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曾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期间,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为民请愿,而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成“彭、张、黄、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免去国防部长职务。1965年重新工作,被任命为“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残酷迫害,多次被游斗。1974年11月29日逝世。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他是一代名将,毛泽东曾为之赋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林彪(1907-1971)

林彪,原名林育蓉,1907年生于湖北黄冈县(今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回龙山镇林家大塆)。曾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23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毕业后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界。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同年4月随部队上井冈山,先后任红军第四军二十八团营长、团长,参加了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1月随军挺进赣南、闽西,3月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930年6月任红四军军长。1932年3月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长沙、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多次指挥所部担任主攻任务。1934年10月率红一军团开始长征,参加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等作战。1935年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会后指挥所部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作战。同年9月任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到达陕北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后兼政治委员。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师长,率部挺进华北前线,同聂荣臻指挥了平型关战斗。1938年冬赴苏联就医。1942年2月回国。抗战胜利后,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将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展到一支拥有70万人野战部队,30万人地方部队的大军,随后与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等接连指挥了四平防御战、新开岭战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东北秋季攻势、冬季攻势、辽沈战役等重要战役,解放全东北,同时总结出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组一队这六条战术原则。1948年底率部入关,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指挥平津战役。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他前后率部指挥歼敌多达100多万。1949年3月起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等职,先后指挥了湘赣、衡宝、广东、广西等战役,并随后率部解放了海南岛。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军衔后来得不到确认,勋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剥夺。

“文革”中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阴谋败露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刘伯承(1892-1986)

刘伯承,1892年生,四川开县赵家镇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战略家、战术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被誉为“军神”。

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辛亥革命时期从军,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护法战争,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后留学苏联,先后在高级步兵学校及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中央援西军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师长,参与指挥阳明堡战斗、长生口战斗、七亘村战斗、响堂铺战斗和反六路围攻,1940年率部参加百团大战,破袭正太路,指挥关家垴战斗,给日军予重大杀伤。

解放战争时期, 刘伯承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1945年与邓小平指挥上党战役、邯郸战役,采取军政双管齐下的攻势,挫败顽固派的进攻,使高树勋率新八军起义。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7年与邓小平率部进行千里跃进大别山,在全国内率先发起反攻,使解放战争我军进入战略进攻阶段,1948年发起郑州战役、襄樊战役。淮海战役期间,为总前委常委,指挥中原野战军12万人在双堆集围歼黄维兵团。1949年4月20日参与组织、指挥渡江战役,随后又发起西南战役、成都战役,同时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南京市市长。

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4月起任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3年失明,1980年辞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2年后因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职务。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至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贺龙(1896-1969)

贺龙,原名贺文常,字云卿,湖南桑植人。

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曾任县讨袁护国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备旅旅长,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8月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二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红三军军长,红二、六军团总指挥兼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红二方面军总指挥。1935年率部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八路军120师师长、120师军政委员会书记,指挥曹家庄战斗、陈庄战斗等一系列战斗,使日军伤亡惨重。同时率部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9年任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冀中区总指挥部总指挥。1940年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晋西北军政民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率部参加百团大战。1942年到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1945年当选为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任晋绥军区兼晋绥野战军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曾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当选为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

贺龙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四人帮、林彪等人的迫害,不幸于1969年6月9日逝世,终年73岁。

陈毅(1901-1972)

陈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诗人,1901年生,字仲弘。四川省乐至县人。

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校担任政治工作。同年在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参加领导了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党代表、师长,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红六军、红三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苏区,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军长,参与反顽抗日斗争,加强了华中的抗日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与粟裕、谭震林率部在山东外线作战期间,三次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连续发起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等著名战役。1948年兼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参与指挥淮海战役。1949年4月指挥渡江战役、上海战役。

建国后,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58年兼任外交部部长。还曾任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外交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副主席。是中共第七、九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2年1月6日,因患肠癌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罗荣桓(1902-1963)

罗荣桓,1902年生,湖南省衡山(今衡东)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一团特务连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营党代表,第二纵队党代表,红四军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红军大学一科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代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指挥梁山战斗,杀伤日军600多人。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参与指挥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著名战役。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60年代起,罗荣桓任总政治部主任时,对林彪鼓吹的“突出政治”、“带着问题学”、“背警句”进行了原则斗争。

1963年12月16日逝世,终年61岁。

徐向前(1901-1990)

徐向前,1901年生,原名徐象谦,字子敬。山西五台县人。

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国民军第二军第六混成旅教导营教官、参谋、副团长。1927年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中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第十团党代表、师参谋长、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红军右路军总指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参加了长征,指挥商潢战役期间,大败国民党军精锐第2师,随即使用围点打援战术,在苏家埠战役中大获全胜。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对张国焘蓄意分裂红军的行为做了原则斗争,提出“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后来率2万余人的西路军与反动“马家军”血战河西走廊,终因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和任务的不明确弹尽粮绝,兵败祁连山下,随即回到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29师副师长,指挥响堂铺战斗,击毁大量日军军车。不久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开展平原游击战,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代校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后改为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与周士第率领6万偏师,在临汾战役期间使用“土行孙”坑道爆破战术,一举攻破历史上从未被攻破的临汾城,随即和晋军打运动战,取得晋中战役的胜利。1949年取得太原战役的胜利,总计歼敌近30万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中共第七、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0年9月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

聂荣臻(1899-1992)

聂荣臻,1899年12月生,四川江津人。

1922年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19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到苏联学习。次年9月回国,任黄埔军校秘书兼政治教官。1926年7月任中共广东区党委军委特派员,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派往上海,协助周恩来将工人纠察队转入秘密活动,同年5月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参谋长,并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任十一军党代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前敌军委书记。1929年8月任中央军委参谋长。1931年底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团政委。1932年后任红军东路军政委,参与指挥漳州战役,率部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抗战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政委,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37年9月24日,与林彪率部进入平型关进行伏击。25日,发现日寇第五师团一部从灵丘推进,迅速发起战斗,将敌人分割包围在十里长沟,在激战一日后,歼灭敌军1千多人,取得了平型关大捷。1939年,在太行山一带与杨成武指挥黄土岭战斗,利用有利地形展开伏击,大败日军第2混成旅团,击毙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1940年率部参加百团大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市长,1949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指挥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平津战役。

建国后,历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发明协会名誉会长,并在开国大典上检阅军队。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7年、1982年当选为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978年任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辞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是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七至十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2年5月在北京逝世,终年93岁。

叶剑英(1897-1986)

叶剑英,1897年4月28日生,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

1917年入云南讲武堂。曾参与筹建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后任四军参谋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指挥了南昌起义。1927年12月率领所部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任军事指挥部副总指挥。1928年赴莫斯科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西北军委会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区司令,闽赣及福建军区司令员。参加了长征,任一纵队司令员、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到陕北后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参谋长,并协同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战工作。1941年2月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1948年12月—1949年8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

建国后,历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广州市市长、市委书记,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1949年10月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49年12月—1953年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4月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50年9月—1954年7月任广东省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兼)。1953年1月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9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1958年3月任军事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兼政委。1959年4月、1965年1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5年1月任国防部部长。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83年辞)。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3年6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还曾任中国钓鱼协会名誉主席,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5年9月经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同意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同年辞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职务。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2年获哥伦比亚众议院授予的特级大十字民主勋章。

1986年10月2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

(二)镌刻在军旗上的忠诚--人民军队“印”象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历史,是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光辉篇章。中国革命的事实证明,“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学习中国革命史,必须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5周年之际,以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形式更有效的来传播人民解放军军史?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经过对多种文化元素筛选,决定用人们熟悉的中国“印”,即中国的篆刻艺术,以此为载体,吸引更多的读者来温习和传承中国革命传统。

中国的篆刻艺术是用印章特定形式表现的一门艺术,它是将奇正相辅的字法美、虚实相生的章法美、笔情墨趣的刀法美融为一体,展现出“方寸之间,气象万千”独特的魅力,不愧为中华文化中的瑰宝。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这支光荣的队伍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始终保持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

    《镌刻在军旗上的忠诚-----人民军队“印”象》由青年篆刻家、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学员队政委李滔篆刻。此套印章共81枚,将人民军队创立、成长、强大的艰辛历程中体现忠诚的重大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关键词以篆刻艺术的表现形式来呈现,使人们在欣赏篆刻艺术的同时,也可从中了解和体验到人民军队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对国家的忠诚。

一句话,《镌刻在军旗上的忠诚-----人民军队“印”象》是用“印”在闲情逸致中传播军史,又在陶冶情操中以军弘扬中国的篆刻艺术。

(三)关乎中国命运的一次飞行

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聂荣臻、陈赓、萧劲光、滕代远等上机前的合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华北和华东的广大沦陷区存在许多等待受降、接管的问题。蒋介石借助美国的飞机、军舰抓紧运送军队,抢占各大城市和交通要点。根据当时的形势,我党决定同蒋介石谈判,希望为国家争取一个光明的未来。毛泽东考虑到谈判会十分艰苦,肯定会有一个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过程,只有打痛了蒋介石,他才有可能让步。因此,党中央、毛泽东根据蒋介石的策略,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将东北、华东、晋冀鲁豫等地划分为战略区,要求各地部队坚决保卫这些战略区,保卫抗战胜利的果实。

然而,自1943年下半年起,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部分领导同志已奉命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党的“七大”。在此形势下,各战略区的高级将领必须尽快返回前线。但当时延安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从延安到太行山总部近800公里,步行要经过黄河天险、黄土高原、晋南山地的沟壑,还要冒险穿过敌军占领区的道道封锁线。当初,杨得志率部从濮阳到延安走了70多天,而江华从山东滨海到延安更是用了半年时间。如果还以这样的方式返回,势必远远落后于国民党军的推进速度,我军也会失去战略主动权。为了能够把在延安的高级将领迅速、安全地送往前线,毛泽东和周恩来找来负责中央外事工作的叶剑英与杨尚昆商议对策,但一时也没想出什么可行之策。

回去后,叶剑英和杨尚昆又认真研究了诸多可行办法。左思右想之后,叶剑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是不是可以借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把我军将领从延安送出去?当然这有风险。”杨尚昆觉得在理:“参谋长,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但这样做确实有点冒险,因为要送的都是我党我军的精英,万一有个闪失,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和历史责任啊!”最后,两人决定把这一方案向毛泽东汇报。听完汇报后,毛泽东也认为这个办法可以考虑。为慎重起见,毛泽东又召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同志进行磋商。大家从各个方面作了权衡,最后同意了这一方案,并责成叶剑英、杨尚昆尽快与美军观察组取得联系并付诸实施,但必须确保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194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央外事组与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举办了一次气氛十分活跃又非常融洽的聚会。中间休息时,杨尚昆不露声色地同美军观察组负责人提及了这件事。杨尚昆说:“我们有一批指挥员早些时候从前线回到了延安,现在急于返回太行山麓参加对日的最后一战,目前我们自己的交通工具有限,时间又紧,能否借你们的飞机将这些指挥员送到前线去?”因为是试探,杨尚昆自然没有将这批指挥员的姓名、职务及其他有关情况透露出去。没想到,美军观察组负责人竟连他的上司都没有请示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次飞行只不过是双方长期愉快合作的一个小插曲。

 美军爽快答应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八路军与美军观察组有长期的友好合作,而且延安方面为这种合作提供了诸多方便;太行军民特别是黎城、平顺百姓曾经全力救助美军失事飞机的伤亡人员,给美军观察组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另一方面,早在1944年末,八路军太行军区司令部便在晋东南的黎城县长宁镇修建了一个简易机场,用于接待前来搜集抗战情报的美军观察组人员,转运被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救护的美空军人员。太行军区特设情报联络处负责此项工作,美军也有电台和情报人员常驻附近。美军飞机以前曾多次往返于长宁与延安之间,对这条路线也比较熟悉。所以,当杨尚昆提出借飞机前往长宁时,美军观察组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美军提供的飞机是道格拉斯运输机,舱门矮小,且由于长期使用,门已关不严实。飞机有两个螺旋桨,但起飞时需要靠人推动才能启动发动机。机舱里的座位是简陋的铁架子,人坐在上面直不起腰,抬不起头。由于这次空运非常危险,所以党中央、毛泽东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8月24日夜里才逐个通知相关人员于次日上午9时前赶到延安东关机场,只许一个人去,参谋和警卫人员都不许带,也不准其他同志送行。还要求叶剑英和杨尚昆到机场亲自检查并组织登机,每个乘机者务必都要带上降落伞以防万一。同时,通知太行军区做好接机准备。

1945年8月25日,事先接到通知的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等20位各战区负责同志陆续来到延安城郊的东关机场。这些将领在此之前多数没有坐过飞机,一个个十分兴奋。叶剑英、杨尚昆在机场与奔赴前线的将领们亲切握手话别,反复说的是“一路平安”。由此可以看出这次飞行在他们心中的分量。登机前,大家合影留念。陈毅诙谐地说:“如果摔死了,就用这张照片开追悼会!”

时任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联络员的黄华,每次美机抵、离延安他都要到机场去查看情况。这天他照例来到机场,一下子看到这么多高级将领,很是惊奇。了解情况后,黄华的心由惊奇变为紧张。因为乘客中没有人懂英语,担心如果飞行中发生紧急情况,他们与美军飞行员无法沟通,会有危险。于是,他向杨尚昆提出随机行动,陪他们飞到太行。杨尚昆说:“你的建议很好,那就请你走一趟吧。可是降落伞只有20副,你没有这个,很危险啊。”就这样,黄华以翻译的身份加入到这个行列,成为第21名乘客。事实证明,黄华在飞机上确实发挥了作用。飞行途中,有一段时间飞机突然升高,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便问黄华。黄华同美军驾驶员谈了几句后告诉大家:“现在是过同蒲铁路,美国人说这一带可能有日军的高射炮阵地,为了避免不测,还是将飞机升到射程以外。”这才打消了大家的担心。叶剑英、杨尚昆在焦急地等待着!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最高统帅部也在焦急地等待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走过,经过4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终于飞到位于太行山腹地的山西省黎城县长宁机场。

所谓长宁机场,其实仅有一条黄土筑就的跑道,飞机每次降落时都要用点燃的火堆作导航。8月24日,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接到中央要求接机的电报,他立即率领一个骑兵排星夜赶到长宁,准备好柴草、火堆、午饭、开水、西瓜等。25日中午时分,在长宁机场飞机跑道的两侧,30多名八路军战士持枪警戒,并在跑道两侧燃起了3个柴草堆。滚滚浓烟直冲蓝天,向飞机发出了着陆信号,飞机安全着陆。太行军区迅速将飞机安全着陆的情况报告给了延安。得到报告,叶剑英、杨尚昆才放下心来。他俩旋即向焦急等待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听到这一消息,毛泽东、周恩来都长长松了口气。

将领们在机场附近稍事休息便奔赴各自的战区。就这样,美军飞行员的一次不明真相的飞行,使我党本来至少需要两个多月艰苦跋涉的输送任务在半天之内就完成了,甚至比美军空运国民党先遣接受日伪军投降的人员还快。这些久经战场考验、善打胜仗的将领们先敌一步到达战区,迅速集结主力,编组野战兵团,开始从容地选择战场和战机。其中刘、邓下飞机后,即由黎城星夜赶到129师司令部驻地河北涉县赤岸村,抓紧部署、展开上党战役,有力地支援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重庆的谈判。陈毅、林彪等在分头赶赴华东、东北战场后也迅速展开部署,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由此展开。

借美军飞机送指挥员上前线是党中央的一次“豪赌”,在这架飞机里,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有3位,中将以上的将领多达15名,还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等人。难怪当蒋介石看到谍报人员送来的美机运送人员名单后,大叫一声:“哎呀!”他错失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后来,叶剑英、杨尚昆又巧借美军飞机,把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郑位三等高级将领和张闻天、高岗、李富春等党政要员分别送往山西灵丘和东北地区。这次空运,把晋察冀军区的主要领导一下子集体送到了最前线,随后他们迅速采取行动,将主力整编为9个纵队20余万人,地方部队编为5个军区11万人,还派出1万多部队率先奔赴东北,有力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和部署。

(四)血泪传奇:抗美援朝被俘志愿军回忆战俘生活

记者曾经有幸拜会了一位年逾古稀、腰背微弯但却精神奕奕的朝鲜战场上的老兵——张泽石。采访中,我们好像不是在交谈,而是在反思一段历史、一段遭遇,也似乎在读一部掺着血与泪的传奇。

          清华园的高材生成了朝鲜战场的文艺兵

          张泽石,四川广安人。他高中毕业时,物理老师对他们说:“你们想科学救国吗?想当中国的爱因斯坦吗?那就去考清华吧!”1946年,年仅17岁的他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我们痛恨美国士兵在我们国土上胡作非为,也痛感政府的软弱无能,我们愤怒地呐喊,都喊哑了嗓子。”张老回忆道。一系列的现实使拳拳报国的学子们明白了只有先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才可能实现科学救国理想。1947年8月,张泽石在清华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他向学校党组织提出了返回四川开展敌后武装斗争,迎接家乡解放的要求,立即获同意。

         在1951年3月,张泽石作为一名志愿军随部队入朝,被编在60军180师。“当时我才21岁,出生牛犊不怕虎嘛,甚至还带有点浪漫的想法。虽然我参军后经历过解放成都战役和川西剿匪战斗,但那时已是扫尾作战,而且我作为一个文艺兵,从不曾直接投入战斗,还远不懂得战争的残酷性。”入朝前,上级把张泽石调到团政治处任见习宣传干事,负责编印《战斗快报》,他就背上油印机随部队开拔了。

        “我们接到上级的命令,必须抢时间在15天内赶到三八线,平均每天要走100里地,一个人背着几十斤重的背包。当时我军还未掌握制空权,只能夜里行军。摸黑上下山,偶尔过一段开阔地,敌人的照明弹就挂在天上,他们那‘油挑子’飞机轮番对我们狂轰滥炸。”就在这次行军中,有一回部队停下休息,但由于下雨,挖的掩体灌满了水,他就把自己绑在树干上在雨里站着睡觉。但刚迷糊过去,突然近处的敌机扔下的炸弹定时轰响了,把头顶上胳膊粗的树枝都给削断了。张泽石从未经过真正战争中的可怕的危险和艰苦,入朝作战不再是一件单纯的光荣的事。“后来我咬着牙对自己说,只要炸不死,累不垮,我爬也要爬到三八线上去,消灭鬼子!”

          敌人已摸清我们进进退退的战术,没想到这么快成了俘虏

          1951年5月中旬,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开始了。“志愿军的武器很差,又没制空权,要到三八线去打,后方战线很长。敌人已摸清我们的战术:所有东西都背上,干粮、武器弹药,前进三天打一仗,赶快往后撤三天,七天就带七天的物资。敌人知道了就吸引你,让你去那打,甚至给你一个团让你包围着吃,而你又舍不得退,他就从两侧后方切断。”

         张泽石所在的部队再次带上一个星期的干粮与轻武器,又一次涉过北汉江,沿着铁路向南穿插,但正面敌人不战而撤,从两侧升起的探照灯交叉排列在他们头顶,指示着敌军炮群向他们射击。前方传来友邻部队围住了南朝鲜一个团正在围歼的好消息,美军并未来解围。

         第六天,部队奉命迅速后撤,并承担掩护全线大踏步后撤的任务,张泽石所在的师则为全军断后。但翌日,四周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他们被包围了。“战士们是很勇敢的,他们忍着伤痛、饥饿、疲劳把敌人打退了一次又一次。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奉命将所能收集到的弹药送上去阻击敌人。敌人不再硬攻,就用飞机、大炮。”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战士们伤亡很重,弹药所剩无几,粮食早吃光了,而且还失去了制高点,被敌人的炮火压缩在芝岩里南面的几条山沟里,战士们全身湿透,浑身泥浆,在冻饿中瑟瑟发抖。“我找不到自己的上级,身边只剩下从四川带出来的十来个宣传队员。”

          盼望的援军并未到达,而敌人的飞机不时在空中喊话要战士们投降,而部队的传统教育和作战纪律都有“决不当俘虏”这样一条。形势严重,战士们决定在黑夜突围出去。不少的战士在突围中,在两边预备着的敌人的枪眼下倒下。天边出现曙光,敌人坦克轰隆隆压进沟来,战士们就分散往后山跑。“山势很陡,我爬了约两丈高就被一块巨石挡住了,我就双手抓住石缝中一棵小刺棵子用力往上爬,脚下太滑,被子弹溅起的石渣又擦破了我的额头。我当时猛一使劲,小树被我连根拔起,就头朝下摔了下去,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张泽石醒来时,看见几个鬼子持枪围住了他,自己身上已没任何武器,在粗暴的“GETUP”声中,被押进了公路上我军被俘人员的长长行列。5月27日,张泽石终生将牢牢记住这个日子,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战俘生活。

我是不是应该自杀?当了战俘后才知道《日内瓦公约》。

        “在那样一场战争中,较现代化的战争,就要求我们的部队要有文化。可惜当时我们的部队,农民军,没有多少文化。我们的战士打仗很勇敢,但是一旦失利被围,弹尽粮绝之后,在没有被打死、饿死、冻死、病死之前如果被俘了,大多数指战员都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张泽石在刚意识到自己被俘时,心里就像被刺了一刀,立刻想到:“完了,一切都完了,我怎么没摔死!”当敌人冰冷的刺刀对着他时,思想上的极大痛苦压倒了肉体上的伤痛,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也想起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古训,想起了“狼牙山五壮士”,流下了自以为羞耻的泪水。他斜眼盯住了身边的大个子美军,心里盘算着抢枪,拼了!但正想着,突然,前面一个美军喊了起来:“Stop!Or you will be killed!”(站住!你要找死啦!)紧接着响了枪声。原来是一位难友捂着肚子正向山脚跑去,美军向天开枪了,张泽石急得用英语大喊:“别开枪,他是拉肚子要去解手!”美军停止了放枪。张泽石心里一下亮了起来,“我会英语,我可以继续战斗,对,这又是一场反美抗暴斗争,我来朝的目的是什么,我不能就这么死了。继续斗争,只不过现在是在敌后,条件更艰苦些罢了,但只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就没什么了不起。”

          在一个荒凉的河滩上有一些军用帐篷和用铁丝围着的营地——前方临时战俘收容站,一块块长方形营地,每块有篮球场那么大。张泽石呆的小拘留营里约有200人。由于他会英语被美军少尉知道,就要他当与战俘沟通的翻译。

         心里早有打算的他,在第一次美军少尉叫他按要求整理好他们营的队伍发饭的时候,他就一边发着拳头般大小的大麦米团子,一边小声地告诉战友:“不要暴露军事机密,不要背叛祖国。”不少难友听了含泪点点头,有的难友却脸上毫无表情,只是直愣愣地盯着饭团;另一些难友只惊恐地看着他,又看看站在两旁的持枪美军。果然,一个美军士兵发话了:“What are you speakin?”(你在说什么?)张泽石急中生智地用英语回答说:“我在劝他们,不要吃得太快,否则会引起胃疼。”另一个黑人士兵便冲他伸出了大拇指说:“Ok!”(好!)他心中也一乐,外语也是一种武器呢。

         由于他上大学之前就在教会学校学习,老师是美国人、加拿大人,所以很早就有了一口熟练的英语。与美军的接触,让他知道了国际上还有一部对待战俘的《日内瓦公约》,张泽石决定以当翻译来接近敌人,了解敌人对战俘的意图,并可以掩护难友们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后我才陆陆续续知道按照国际条约他们应该怎样对待战俘,应当允许战俘有保持自己信仰的自由,有与亲人通信的自由,免受饥饿等等,这在国际公约里是很明确的,但是我们没一个人知道。”

          5月28日,志愿军近千名战俘被押往水原城郊战俘转运站。在这里美军中尉依旧让他做一名翻译。不同于一般战俘,他戴上了工作人员的袖标,每天忙着安排食宿,照顾伤病员。

红药水和奎宁丸制成了国旗,一个个大男人跪着缝旗、吻旗

          张泽石后又在釜山集中营呆了近三个月。9月13日,他和近500名难友被押往“战俘基地”巨济岛,这是一座从古代高丽王朝起就用来流放囚犯的“死亡之岛”,现在却用来囚禁两万名中华儿女。

        “美国鬼子是想尽一切办法,军事上是持平了,政治上就要想办法,他就说这些战俘都不愿回国。朝鲜战俘要到韩国,中国战俘要到台湾,这是他们宣称的。要真是这样,咱这个国家的威望就大大降低。在这样一场斗争里,我们就有一个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问题了。那时候我们不仅要受到敌人通过武装镇压、通过唆使的叛徒来搞白色恐怖的威胁,另外自己思想上、心理上也有沉重的负担,总觉得自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虽说是无可奈何的被俘,是不是应该杀身成仁呢?”谈起过去,如今秋霜染白双鬓的老人激动不已。

         在86集中营中,张泽石同战友一面和美军周旋,一面同战俘营中的叛徒斗争。利用自己较自由的翻译身份,他与集中营其他坚持回国的难友接上关系,组织活动,开展反虐待、反控制、反背叛的斗争。当敌人指使叛徒们升国民党旗制造战俘不愿回国的假象时,他领导了一场夺旗毁旗斗争,遭到美军残酷镇压……

         到达71集中营后,为表达对祖国无限热爱与思念情感,难友们想方设 法,与值勤的伪军交涉好,用几条军毯换几大瓶红药水和奎宁丸来“治病”,趁夜黑人静,难友又把军用防雨布放在炉子上烤热,再用帆布使劲一点点擦去橡胶,像变戏法似的将雨布变成了白色的尼龙绸。第二天,天开始下雨,战士们用红药水将白绸子染红,还有一块则用奎宁水染成鲜黄色。然后用针线将五角星缝在红布上,军官队的战友几乎都过来了,都想看看这面亲爱的五星红旗,都想去缝上一针。

        “在轻唱的国歌声中,我听见了哽咽声,自己也忍不住流出了热泪。难友们一个个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国的景仰,对祖国的思念,对祖国的忠诚,都去跪着缝旗、吻旗……”张泽石说到这儿也动感情的说不下去了,眼圈已红,“升旗时美军和南韩军都开枪了,我们的三个战友倒在了血泊中。他们付出了鲜血,在巨济岛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也更坚决地表达了我们的回国志愿。”随后,张泽石所在71集中营的238名志愿军战俘集体签名要求回国,就又被集体送到了602 战俘营——回国支队。

很多难友被强迫在前胸后背刺上“青天白日”

随着中美板门店和议谈判僵持,美方更加紧在战俘营内推行它的强迫战俘背叛祖国的政策。叛徒们在指示下加强了战俘营内的法西斯恐怖统治和对战俘的政治陷害、人身折磨。许多人被强迫在身上刺上了反动标语,在手臂上刺上“反共抗俄”、“杀朱拔毛”,直到前胸后背的“青天白日”,愈来愈多的人被强迫在“要求去台湾的血书”上签名盖手印,甚至被强迫写“绝命书”:“再不送我去台湾,我宁愿自尽……”

美军的杜德将军成了战俘的“战俘”

          1952年5月7日,在中朝两国爱国将士的合作下,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活捉杜德将军事件。五一节刚过,巨济岛地下党给他们的总委会通知:为揭露敌人强迫扣留战俘的血腥罪行,挫败敌人和谈的阴谋,要中国同志立即通过各种手段引诱杜德亲自到战俘营来进行谈判,以摸清他的活动规律和麻痹他的警惕性,便于朝鲜同志顺利完成计划。张泽石所在的“602”归国战俘集中营以致函、绝食等手段终于引来了大兵保卫下的杜德,让他觉得唯有他亲自出面,这些战俘才能停止斗争。

          5月7日黄昏,巨济岛美军司令部的詹姆斯少校行色匆匆地开车来中国战俘营接张泽石和老孙,只说奉命将两位送去开各战俘营的代表大会。他们被带到了已活捉住杜德的76集中营。车子开到了目的地,上百名穿着自己改制的人民军军装的朝鲜战友夹道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高呼:“朝鲜——中国!金日成——毛泽东!”张泽石和老孙进去时见到了已束手就擒的杜德,成了战俘的“战俘”。这位“战俘”将军正双臂叠在脑后仰卧在行军床上,大块头的身躯深深陷在帆布里,将军服上衣的纽扣都扯掉了,金色的将军军衔肩章也只剩下了几根线,从肩膀上耷拉下来。代表大会如期举行,各朝鲜战俘营代表轮流发言,列举大量的事实来揭发美军对战俘犯下的罪行。

          到了5月10日,杜德终于在《美方战俘管理当局认罪书》上签了字。几天后,张泽石从《星条报》上看到了板门店的中方代表据此向美方代表提出的极为严厉的谴责,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引起的惊恐和混乱以及世界舆论哗然的相关报道。美方再三捏造中朝战俘不愿 回国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在狱中遭到痛殴,扑在祖国亲人的怀中时,身上只穿着内衣

           6月10日傍晚,18名朝中战俘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和一些随行秘书、翻译人员,都被塞在一辆美军装运牲畜的特大型卡车车厢里押往巨济岛的最高监狱。“我下车后,背上挨了一枪托,被呵斥面对墙蹲下,双手放在了脑后。后又在被连踢带打中轰赶进了监狱大门。”当时押送的情形,张泽石至今还记忆犹新。

          进门后,看守打开了第一扇木门,让他把鞋脱在门外,趁他躬身往里走,一脚把他踹了进去。张泽石从地板上翻过身来,愤怒地喊:“我抗议你们这种虐待战俘的暴行!”而那个看守只皮笑肉不笑地告诉他在这里没有什么战俘,只有战犯和刑事犯。其后接二连三的打击也随之而来。不久,张泽石就被叫到了一外间的办公室。一个中等个子小白脸的美军少尉让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字,并说签了就把他放回去。但文件的标题竟是《悔过书》,大意是承认朝中战俘代表对杜德将军非法施加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和人身折磨,强制杜德在《认罪书》上签了名,承认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保证今后绝对服从战俘管理当局的命令。张泽石坚决不签,等他走回 牢房时,那个家伙 也跟了进来,一脚将他踢到了墙上,不由分说地左一拳右一拳将他打得前仰后合,后又左右开弓地扇耳刮子。

        “我感到嘴里的血腥味,身上到处疼,忍不住蹲下来呕吐,血水、肚子里的食物都吐到了身上,地板上。”刻骨铭心的痛,让张泽石迄今念念不忘。小白脸军官狼一般威胁的眼光,扫过小窗口后离开了。这是张泽石生平第一次挨揍。

         一段折磨人的日子过去了,接下来的日子在极其单调苦闷的环境中过去。除了每天一次放风、两次吃饭和晚上听命令躺下睡觉外,其余的时间只能困在那1.6平米的牢笼里呆坐着。

          1953年4月,终于传来了和谈双方达成了先交换伤病战俘协议的惊人消息。张泽石这些被押在战犯营的战士,通过地下联络员将他们由战俘变成战犯的经过及揭露美方企图长期扣押他们作为人质的阴谋的备忘录交给和谈代表,要求回国。终于,在阳光明媚的一天,历尽千辛万苦的他们离开了那座充满噩梦的岛屿。“车帮一打开,我们这些憔悴消瘦、形容枯槁,只穿了一身内衣的战俘,不等抓住前来扶持的军医、护士的手就迫不及待地往下跳,一个个扑在亲人的怀中放声痛哭。”

          至此,彻底地结束了战俘生涯。历史中的一页已翻了过去,但这段从1951年5月27日被俘到1953年9月6日交换回来漫长的岁月,在张泽石的身心上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